不知各位读没读过这本硬核的书——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写的《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》专业配资论坛网。
我是江西老表，说实话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江西当过省委书记的领导多少有些耳闻，比如杨尚奎、刘俊秀和白栋材。
以前学生时代还读过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写的《特殊的交往：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》，披露了她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的交往，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下的高层人物的精神风貌，令人印象颇深。
但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西省委书记姓甚名谁，如果不是看了这本《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》，我还真不知道陶鲁笳为何许人也。
用陶鲁笳在书中的自序所言，他是“吾生也晚”。1917年出生的陶鲁笳，没有赶上跟随毛主席爬雪山、过草地。看得出来，跟随毛主席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这在以前的中共高层一直是个非常值得夸耀的、非常光荣的经历。
展开剩余88%陶鲁笳参加革命工作后，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都一直在华北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工作，没有机会去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，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实现自己早日见到党的最高领袖的这个夙愿。
直到1949年4月北平解放以后，陶鲁笳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，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，这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那一年陶鲁笳32岁。
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，陶鲁笳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，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余次，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，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。
左二为陶鲁笳
查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《毛泽东年谱》，陶鲁笳的名字前后出现的次数也多达五十多次。
陶鲁笳回忆，最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。会议结束时，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。陶鲁笳因事迟到了，走进餐厅时，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，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。
陶鲁笳一眼看到，敬爱的周总理在招呼他，便坐到了他身边。一会儿，毛主席来了，正好坐在我右边。毛主席似乎发现陶鲁笳有些紧张，就边说笑，还一边为他夹菜。
陶鲁笳回忆，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，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，仿佛就是昨天的事。回想起来，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、最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陶鲁笳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，时常回忆起毛主席对他的谆谆教诲，情动于衷之余，便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发表。并专门写了一篇《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》的长文，后来陶鲁笳把自己多年写的回忆文章交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，书名用的就是《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》。
陶鲁笳回忆，毛主席为了教我们当省委书记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寄予了深情的厚望，他有责任、有义务把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整理记录下来，传之后代，传之子孙。
左一为陶鲁笳
为此陶鲁笳重新翻阅自己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以来，聆听毛主席教诲时所作的工作笔记，并从中总结出了十二条要点。
这十二条要点分别是：
1.省委书记第一要抓理论工作
毛主席教育我们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，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，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。
2.“在路线问题上要戒‘左’戒右”
“在路线问题上要戒'左’戒右”。这是毛主席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的。他说，什么叫“左”?超过时代，超过当前的情况，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，在斗争的问题上，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，这是“左”。这个不好。落在时代的后面，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，缺乏斗争性，这是右。这个也不好。
我们党内有喜欢“左”的，也有喜欢右的，或者喜欢中间偏右，这都是不好的。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，既反对“左”，也反对右。
3.“一定要防止特殊化、贵族化”
1956年11月，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，鉴于国际教训，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权利，可能形成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。列宁说过英国工人中有一部分成为贵族工人，离开了工人党，离开了工人群众，成为社会沙文主义。
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特殊阶层，那就和英国的贵族工人一样，也将成为社会沙文主义，因而就将产生大国主义(对外)、大民族主义(对少数民族)、专制主义(对人民群众)的错误。在我国也有可能出现新贵族。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、贵族化。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，一定要防止特殊化、贵族化。
4.对原则性问题要有明确态度
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，有些高级干部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有所知情但态度沉默。毛主席讲话时，对他们不指名地批评说，在党内的路线斗等中，应当表示态度，应当坚持原则。
有些同志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表示意见，不批评，批评也不尖锐，是害怕同志间不好相处，害怕丧失选举票。为什么坐在凳子上不发言凳子也还要有折旧费嘛！害怕丧失选举票，恰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。在原则性的问题上，在同志之间，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、行动，应当保持一个距离。就是说，要划清界限，立即挡回去，不能因为老朋友、老上司、老部下、老同事、同学、同乡等而废除这个距离。
5.“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”
1962年1月，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，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。他说：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，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，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。在中央常委也经常有这样的事，我的意见对或不对，看多数同志是否赞成，我服从多数嘛！在一个省，哪有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呢！那是霸王。现在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，我看你总有一天要“霸王别姬”的。我这样说，就是要触动你一下，使你三天睡不着觉。
6.“要反对官气”
毛主席说，要反对官气，这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同志来说，尤其重要。官气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清朝、国民党那里学来的。以为我们胜利了，也应该是他们那个样子。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土壤最容易滋长官僚习气。有些官气，甚至超过国民党。
7.“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”
在1961年5月和1962年6月先后两次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主席大讲教育干部的问题。他说，不教育干部没有出路，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。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，要办好党校，办好各种训练班。
8.第一书记挂帅，办好报刊
1958年在中央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、成都会议、武昌会议上，毛主席多次谈到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好党报、党刊问题。他说第一书记挂帅，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，是必要的。一张省报，对于全省工作，全体人民，有极大的组织、鼓舞、激励、批判、推动的作用。
9.“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”
毛主席提倡，开会要虚实并举，先虚后实或先实后虚都可以。总之要有一定的时间，只务虚不务实。就是说，让大家敞开思想，各抒己见，展开争论或辩论。经过这样思想交锋，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，去说服不正确的或动摇的意见，达到统一认识就比较好办了。
10.文件、文章、讲话要准确、鲜明、生动
毛主席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谈到工作方法时说，纠正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在搞文件、写文章、讲话时的缺点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问题。
他说，无论是搞文件、写文章和讲话，都要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。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是最坏的方法。有的人只讲观点，但无材料，不好。有的人只讲材料，不讲观点则更坏。材料是为了说明观点的。反对什么，主张什么，要旗帜鲜明。说明问题只需要个、两个典型材料。啰啰嗦嗦一大堆材料压死人。一个人研究问题要掌握丰富的材料。但会上发言只需要典型材料，解剖一两个麻雀就行了。开会用的材料和大著作用的材料要有区别。
11.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
1956年11月，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，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，党内的事情，都要用整风的方法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，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，我们主张和风细雨。当然这中间对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，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，把人救了，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，不是讲讲而已。
我们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是：第一条保护他；第二条批评他。首先要保护他，因为他不是反革命。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。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，都用保护他而又批评他的办法，这样就很得人心，就能团结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。
12.受到冤屈时应有的正确态度
1956年9月，毛主席在“八大”预备会议上讲到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受到冤屈时，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态度。一种是，从此消极不满，一蹶不振；另一种是，把它当作有益的教育，发奋读书，继续寻求真理，坚定信心。第一种态度，显然是错误的，不可取的，应该采取第二种态度。
毛主席说，我过去受打击、受处分共有20次之多。人家批评我说,“枪杆子出政权是错误的”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”，我被封为“狭隘经验主义”，就是说，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。撤了职，没事干，逼得我只好读书。读书当然就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，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王明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血的教训中，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，使我得到很大的益处。
毛主席说，一个人受到冤屈，就是说，你本来是正确的，但被人封为机会主义者，错误不在你，而在封你为机会主义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要相信一条真理，叫做，白的说不黑，黑的说不白。或者叫做，坏的说不好，好的说不坏。要相信我们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，是实事求是的党。
过去受到过冤屈的好同志，往往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得不到平反，但是终究是会得到平反的，生前得不到平反专业配资论坛网，死后也会得到平反昭雪的。否则我们的党就不是讲真理、讲实事求是的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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